摘要：“广济”、“武穴”探讨刍议——兼谈农耕文化与商埠文化1987年10月武穴建市，我正上初中，知道了广济县改名为武穴市。能够撤县改市，说明当时家乡的确实力发展达到了建市的标准，觉得市总比县叫得气派点，感到作为家乡人的自豪。当时有个最简单的想法是...
“广济”、“武穴”探讨刍议
——兼谈农耕文化与商埠文化
1987年10月武穴建市，我正上初中，知道了广济县改名为武穴市。能够撤县改市，说明当时家乡的确实力发展达到了建市的标准，觉得市总比县叫得气派点，感到作为家乡人的自豪。当时有个最简单的想法是：武穴与广济两字无论从音还是从义来讲，似乎武穴的称呼真的无法与广济相比，心里犯嘀咕，当时决策者们为什么不叫“广济市”，而称“武穴市”这个字面上没什么文化内涵的名称呢？九十年代在外上学，同学们相互问哪儿的人，这“武穴”二字老让我解释半天，家乡在全国叫得并不响，其本身两字音义也叫得不亮，武汉的武，穴位的穴，都不好意味说洞穴的穴，连说带比划，同学们似懂非懂，感觉十分无趣，心中直叫屈，叫“广济”多么“称斗”。但转而一想，如果吾等小辈都能想得到的问题，难道四大家集中了家乡那么多的精英，却想不到这么浅显的问题？只能解释为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而已。建市近三十年了，武穴论坛上以江上清风为代表的“广济”与七秩龄童为代表的“武穴”两说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我想“公投”的话，“广济”之说绝对占上风。最近我在复刊的“武穴春秋”上仔细拜读两位先生的文章：“为广济正名”与“武穴建市梦想六百年秘闻”，研读再三，拍案叫好，终于有所触动。两说之争，无他，唯文化之争尔，一曰农耕文化，一曰商埠文化。
1987年武穴撤县建市
中华，自汉朝以来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并且与佛教，道教等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而形成一个独特的东方文化中心，而在这种文化的背后，则是深入到普罗大众骨髓里面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那么，农耕文化究竟给我们中国带来了什么呢？在长期的农耕中，农民养成了勤劳、执著、忍耐、朴实、精耕细作的传统美德，这种文化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农耕文化，就没有两千多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一部广济建县的历史很好的诠释了农耕文化，从公元前164年汉文帝二年立县寻阳，公元579年北周大象元年改永宁，公元742年10月27日唐天宝元年九月廿四更名广济，公元1987年10月23日设立武穴市，至今近2200多年的历史中，凭借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广济特有的佛家文化相结合，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出现了高僧大德帝师名将硕儒名臣等等各个时代的精英，产生了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普世智慧。仅“广济”两字蕴含着最丰富、最深厚的儒释道三家无穷的文化底蕴。“为广济正名”文中对思想意识一段的阐述中表明家乡的人们潜力挖掘内中之精粹已达到炉火纯青淋漓尽致的地步。
武穴武山湖
武穴荆州水库
武穴油菜之乡
被定为商埠的地区，其主要特点是具有优良的交通条件，拥有优良的港口或为内陆边境贸易重镇，周边的商品经济或商品农业比较发达。商埠文化创造了社会的繁荣，对于地域文化和风气习俗、道德观、价值观都有直接影响。经商讲求“和气生财”、“买卖不成仁义在”， “义中取利”，这对于造就武穴人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乐观幽默、勇于创业、敢为人先的风习不无影响。综观家乡许多先驱尽管主要发自草根，却能发挥潜在的古代都市经济的先进范式和近代工商业先驱的敏悟，在鄂东南率先建设充分的市场规范和开拓广域市场，在这方面，突出的表现在1911年，地方实业界人士郭鼎存等开办利济趸船公司，为鄂东趸船业之首；1918年，陈云山独资创办武穴光明电灯厂，是鄂东各县最早的电力工业；1929年，郭鼎存等创办广武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鄂东首开汽车营运业的先河。
毋庸讳言，两种文化相比，农耕文化比之商埠文化，多的是稳定和内向，少的是冒险和风险，形成了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安于现状、保守落后的历史惰性，让中华文化自明代以后不复昔日荣耀，也让中国经历百年的耻辱，痛苦的近代化。而商埠文化有着非常强烈的商帮历史情结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局限性，形成了流变性、市井性，以活命和利益为基本导向的唯我实用主义，家族和小团体比个人奋斗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和生存能力，促使产生对家族和小团体的强烈依附性，由此又形成喜欢“抱团”“扎堆”的文化秉性。
武穴镇靠近“黄金水道”长江，武穴港是长江岸线上25个主要港口之一，属综合性港口，从明代“临江重镇”，清初发展至“商贾杂处鳞聚之要埠”，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列入开发计划，民国中期名列汉口之外的湖北省六大商埠（武穴、沙市、武昌、宜昌、黄石）之首，素有“入楚第一门”、“鄂东门户”之称，集合了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商业资本，联想今天武穴之四线、五线城市地位，叫后人无法不汗颜自愧！自1876年《烟台条约》将武穴划为通商口岸后，西方列强包括日本众多商轮、洋行纷纷进入武穴，行尽侵略之能事，把武穴变为他们掠夺鄂东南原料的基地和倾销洋货的市场，在客观上也使武穴成为当时对外开放的门户，发展为商品、原料的集散中心。商埠的兴起，带动城乡经济相应发展，至1938年日本侵略攻占武穴止，从此“小汉口”实力一蹶不振。自1951年，中断了14年内外交通闭塞的状况，首次恢复了大轮靠泊。从此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武穴港在既无铁路而公路又不发达的状况下，充分发挥了运输先行官的作用，出色地完成了黄冈地区下属各县的物资转运和干线运输任务，并光荣地保障了抗美援朝人员物资港口支前运输。建市的1987年期间，正是改革开放近十年的时候，当时武穴充满生机，港口货运运输市场昌盛，生产规模已达到长江中型港口水平，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对外进出口仍然是靠水运。随着高速公路的开通直接导致武穴水运企业的亏损，使得水运企业完全退出客运市场的竞争，货物运输所占的比例也大幅降低，此是外话。
武穴港
江山清风对七秩龄童的文章从历史背景、时代背景和思想意识逐一评论，从历史背景来说，600年商埠历史的武穴无法是千年历史的广济的对手。从时代背景来说，以襄阳、荆州正面例子和黄山市、调兵山市的反面例子说明易名武穴是对广济文化的弱化和淹没。从思想意识来说，江山清风以审视他人的眼光批驳起来，可以说痛快淋漓，一泻千里，使我不忍卒读却一读再读，对广济的底蕴研究我认为已是无以复加，达到无出其右的地步。不过我想如何换位思考的话，武穴一说还真是当时趋势所向：
一、1953年3月县治从梅川迁至武穴镇，武穴镇已成为广济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40多年，人们对武穴相当熟悉，撤县建市，武穴镇顺势而为武穴市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之一；
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当时公路尚不发达，且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相对今天比较缺乏的情况下，船舶实为最行之有效的交通运输工具。水运是重要的，同时现实也是重要的，建设中等港口城市离不开武穴，当时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从武汉到武穴人们都愿意晚上搭船，睡一觉，就到了武穴，印象中的船票上印的都是武穴。可见当时赖以发展愿景的深水良港就是武穴扬名立万的名片，也是决策者们竭力争取建市的资本，毕竟建市要经济实力，也要名声。
三、以发展为已任的决策者考虑更多可能是如何促进经济建设，而不是老纠结过去有过什么样的灿烂文化，我猜想建市的申请报告中述说历史也只是一带而过，重点还是区位优势、经济实力，发展前景。因为广济的历史固然悠久，可中国之博大，历史之悠长，哪个地方不可能出个把帝王将相名人志士之一，哪个地方动辄不是几百几千年的历史，也许中国一个小小的旮旯内可能就有一个上千年历史的宝贝，俱往矣！毕竟当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耕文化早就随上个世纪中期各种运动分崩离析了，对武穴来说随之代替的是发展“码头”文化为特征的商埠文化了，尽管二十一世纪以来，各种传统文化看上去似乎一片繁荣复兴之势，全国上下都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实质文化是手段，经济才是目的，传统历史文化不过成为了商品经济的附属品。相对于周边县市举办各种热闹活动，武穴虽然在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等方面是个小个子，但“傻小子”似乎不屑于玩这一套，武穴只是默默无闻地用数据说话，只拿“真金白银”向上“进贡”。尽管近些年来，武穴的经济实力、城市建设等方面差强人意，但作为一名武穴人，我为武穴的硬朗担当叫好，更为武穴的环保、武穴人的健康为鄂东的发展作出如此大的牺牲感到苦楚，这在整个湖北省是个公开的秘密。当然我承认“农耕”简单比之“文化”，将“商埠”代之“经济”的观点有失幼稚浅陋，只是想说明许多时候，现实比历史更具话语权，家乡的经济总量大都居于武穴沿江一带这就是现实。
四、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本人对佛教抱有最大的敬畏之心，广济乃释国“小西天”，司马道信四祖赫赫有名，这的确是文化精粹，值得后人永远地研究继承发扬广大，可是主流社会毕竟不可能让佛教处于中心地位，只能限制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这是国情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广济本就是一佛教名词的浓缩，“广济市”很可能误听误说成“广济寺”，虽然 “市”“寺”音别。当自我介绍来自广济市，对于不太了解历史的人们很可能将之误解为一群寺院佛教弟子抑或是来自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这是体制内人们尽力避免的，这可能也是易名的一个考虑。
武穴市龙湫寺
江山清风的文章中一些观点我想值得商榷：
一、中华要复兴，武穴要振兴，都需要呼唤“尚武精神”，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都是建立在尚武善战和军事强大的基础上的，后世之人，弱化了祖先的战斗性格，一味地“温良恭俭让”，结果屡屡挨打爱辱，没有武化的文化，只是一堆文化脂肪，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生存权的民族，“武”字本无过，奈何受“穴”累。
二、“称“广济”两字就不辱没我们这块土地，就对得起历史文化和人物”我认为言过其实，对文字的崇拜达到如此地位本人表示无语。
三、即使不抛开“广济”，谈论金会元、杨济泰、章水泉等历史典故和历史人物，又有多少现实意义？金德嘉著的《居业斋文集》20卷，《续纂元、明臣言行录》及别集10卷先别说研究，能够知道的有几人？杨际泰撰成的《医学述要》凡30册，36卷，数十万言及配制的戒毒药方，章水泉的竹器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要谈论好大的现实意义，我觉得不大，特定的历史作用只能发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非要牵强拔高至今天，古人未必领情。
四、至于易名武穴就意味着“广济”在历史的长河中渐行渐远，这个我不敢苟同，既然对“广济”如此崇拜，却流露如此观点，只能说明作者对自已的洋洋大文之论点太不自信。武穴市建市近三十年了，热爱广济的吾人照样可以持之以恒地研究广济文化，写广济诗词赋，喝广济天下酒。
五、也许将来可能有志有为之士愿为之“正名”，但武穴建军市的历史已成定局，梦想广济能像襄阳、荆州一样能够更名，我觉得不现实，不实际，审批环节太多，行政成本过高。教授们的精力还是用在专长为好，免得浪费精力。
综观两位先生的大作，七秩龄童的文章理性成份居多，江上清风的文章风格正如文中所说某位教授一样“情绪相当激动”，欲为“广济”正名而后快，我感觉怎么是“欲除之而后快”，有种毛骨悚然的意思，文章中占据了历史文化的制高点，以传统文化的代言人自居，“武穴”两字尚且不容，遑论胸怀天下，雄视寰宇的豁达与大气呢？
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同意武穴说，但我捍卫支持武穴说的权利。我自小反感武穴之说却支持七秩龄童之文，赞同广济之说却反驳江上清风之文。七秩龄童以长者且研究历史之深之久者的身份却提倡历史相对短促的“武穴”说，而江上清风以意气风发之势却呼吁历史悠久“广济”说，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互补吧。历史似乎就在这种截然相左的观念交织中前进！
